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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实例看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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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例应关注两点，第一，在制定制度时缺乏弹性，刑罚过重，应视不同情况处以数倍罚款赔给老百姓，然后从肇事者军饷(或俸禄)中扣除;第二，由于在制度上缺乏适当弹性，往往给执行造成难度，不得不增加制度的管理弹性。本例“割发代首”就是制度的变通执行。
二、 义释曹操与失街亭的两张军令状
关羽在赤壁之战时奉命把守华容道是立了军令状的，承诺如放了曹操“愿依军法”。刘备对关羽能否守纪是有疑问的：“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而诸葛亮的安排是故意叫关羽放掉曹操的，似乎将军法视为儿戏，刘备、诸葛亮一开始就没准备把那个“军令状”看得有多重。关羽放掉曹操后，只得了个“权记过，容将功折罪”的处理结果。
无独有偶，马谡把守街亭也是立了军令状的，马谡失街亭以后，诸葛亮却说：“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军律何以服众?”，挥泪将马谡杀掉。同样是立了军令状，与关羽的处理结果相比，马谡何其冤也!
三、 同样的妄奏不同的结果
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时，接连两次有人妄奏，两次的错误形式几乎一模一样，但诸葛亮也采取了对当事人不同的处理。再一次体现了某些时候制度不得不需要弹性管理。
第一次被召回是在《三国》第一百回，司马懿指使蜀国叛将苟安散布流言，说“孔明有怨上之心，早晚欲称为帝”，结果“宦官闻知大惊，即入内奏帝”。诸葛亮被后主召回后，“孔明将妄奏宦官诛戮”。
第二次被召回是在《三国》第一百零一回，原因是“李严因军粮不济，怕丞相见罪，故发书取回，却又妄奏天子，遮饰己过”。诸葛亮“欲斩之”，因李严是“先帝托孤之臣”，只好奏请后主，将李严“谪为庶人”，罢官了事。
两次妄奏，其实李严过失比宦官严重的多，宦官不过是受了苟安的蒙蔽;而李严是故意所为，性质有本质上的差别，处理之轻，显然弹性过大。
四、 宽恕孙韶的无奈
在家族式企业中，往往有投资人的亲属在企业中担任部门经理，为管理增加了难度。这些亲属如果出现违纪现象，经常不得不在执行制度上给与一定的弹性。《三国》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三国》第八十六回，徐盛受孙权之命迎战曹丕时，有孙权侄孙扬威将军孙韶请战，徐盛不从。“韶坚执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徐盛大怒曰：“汝如此不听号令，吾安能制众将乎”，命武士将孙韶推出斩首。孙权得到消息后赶来说情，徐盛虽然说：“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国家之典型也。若以亲而免之，何以令众乎?”，禁不住孙权强调孙韶的特殊身份，最后又不得不“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这种管理上的弹性，实出于一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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