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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管理上司”的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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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方能入选，但有大臣提议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了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四次，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常对我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理天下呢？我这是为了帮助您不至于背上失信于民的骂名，才不得已让陛下你生气的啊！”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认为你很固执，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直切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魏征了一只金瓮。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懈怠，疏于政务，追求奢靡，便奏上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大变化，提醒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因力谏“李陵攻击匈奴失败而投降一案”下狱并受了宫刑。司马迁秉性不改，被同僚从狱中救出，改任中谒者令，然而，他又在《报任安书》中直言贬损当朝皇帝，惹下杀身之祸，被汉武帝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严刑拷打后再度下狱，第二天就暴死狱中。司马迁的命运在于“管理上司”的过程中无视“红灯”的存在，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他能在汉武帝朝议李陵罪状的时候不当面顶撞，并将李陵的失败说为汉武帝用兵不当的话一切都有可能改变。既然第一次闯“红灯”就受了宫刑，那么更不应该写《报任安书》来贬损汉武帝最终因为两闯“红灯”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上两个故事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同是身为皇帝下属的魏征和司马迁命运却是如此不同，究其根源在于魏征是一个善于管理上司的人，而司马迁却在管理上司的过程对亮起的红灯视而不见，最终让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中已经习惯了“上令下从”，“管理上司”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着大逆不道的渊源。好在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首先提出了：管理你的上司的观点。事实上“管理上司”是一个营销经理人必须具备的能力，上司是否能接受你的观点？你的想法是否能得到上司的支持？你的业绩是否能得到肯定？每月你的销售任务是否合理？各种奖励是否有你的份？各种营销政策是否都能让你了解？你的区域市场是否能得到有效支持？这些听起来无比耳熟能详的事情，如果答案都是否定或者是不确定的，那么问题可能就在于你无法按照上司接受的方式与他进行沟通，这就是“管理上司”的失败。那什么是“管理上司”呢？“管理上司”是指从行动上配合上司的目标，并将其与自身的目标融合起来，从而能够有所作为并实现个人的职业目标，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曾有一友王明，为一名牌手机的销售经理，在该企业已奋斗多年，销售业绩一直排名前五位，但同年做销售经理的现都位居要职。一日，王明醉酒打我电话，在电话中一直发泄着对于自己目前还处于这个省区经理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的因素都归结成上司的万千罪状，诅咒完上司之后，继而又开始攻击原同级销售经理孙某，说其除了会拍马屁，业绩完成排名总是落后自己一两位，现在居然是大区总监等，我是了解王明的，他现在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认为一个销售经理只要完成好业绩，没有必要跟上司进行过多的沟通，从而在他上司的心中形成了“王明持销售任务完成较好而骄”的印象，也间接的向王明表达过自己对他的看法，而王明正因为有业绩致胜的思想，所以才有了今天醉酒后的痛述。
古有司马迁明明看见了汉武帝盛怒的脸－红灯！还要不合时机的想要说服汉武帝同意自己的想法，因此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下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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