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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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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三年前我在一篇文章《囚徒困境与仁者无敌》中，曾介绍RobertAlexlrod《合作的进化》一书，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收益最大化的一报还一报战略的四大特征：善良(不首先背叛)，宽容(如果对方背叛，只惩罚对方一次)，不嫉妒(每次博弈不比对方多)，但也公正(以合作回报对方的合作，以背叛回报对方上次的背叛)。用孔子的话说，这个一报还一报战略应该是以直报怨吧。
以德报怨属宗教性私德、高调道德，目的在于律己；以直报怨作为社会性公德、底线道德，用于律人，两者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蒙牛乳业的创业人牛根生，当年创业的过程九死一生，大多数困难还是竞争对手人为制造出来的，因此在采取什么竞争哲学这个问题上，牛根生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他在阐述“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的座右铭时，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其实就是‘与自己较劲’！发生任何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改变自己容易，改变别人难。假使矛盾双方的责任各占50%，那么，你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当你主动改变后，你会发现，对方也会跟着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是同比例的，往往你改变10%后，他会改变30%，真所谓‘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
牛根生这个说法，其实是对以直报怨乃至以德报怨战略的最好注解。
从吾所好
《论语》中有关人生信念、价值观的叙述，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沉静与安详。例如，关于原则与利益之间的选择，《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说，有很多情况下，富而可求，利益与原则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
而在利益与原则发生直接对立的时候，孔夫子的建议是安贫乐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当矛盾激化，选择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富贵，而是生命的时候，孔夫子平和地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原则与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选择原则，这一点儒家和世界上大多数宗教的教诲是一样的。但事实上，人生道德选择的真正困境却往往在于，此原则与彼原则之间的选择。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假公济私，为了报答曹操的厚待，在华容道擅自放走了曹操。在大集体和小集体之间，关羽选择的是小集体，也就是放弃了大的原则。
而对此，日本的文化则是通过死来兼顾情义和忠的义务，例如武士的切腹自杀。本来是“从吾所好”的个体道德选择，在日本文化那里变成了一种符号式、仪式化、宗教性的行为，这与关羽的务实和油滑甚至虚伪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同为儒家文化的中国与日本，对于两难处境却选择了如此迥然不同的两种解决办法，其中含义，发人深省。日本人藉由这种“认死理”的集体主义传统，形成了日本企业的高度组织性。而我们的表面上宣扬大集体利益，私下里推崇的却是重私人情义的关羽式人物，给我们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是小集体利益主导下组织的分崩离析。
易事难悦
《论语·子路》载：“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容易共事，但很难讨得他的欢喜。用不合正道的方法去讨好他，他不会高兴。到了用人的时候，他根据这个人的才能来用。小人很难共事却容易讨好。用不合正道的方法去讨好他，他也高兴。到了用人的时候，他就求全责备，什么事情都得依他的意思来做。我觉得这是《论语》中讨论管理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深度的一章。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和管理方式，现代管理中，前者叫做对事负责制，后者叫做对人负责制。对事负责制其实就是科层制，其核心包括清晰的分工和岗位职责，事先设计的工作流程、理性的业绩评估等；而对人负责制就是我们中国企业最容易陷入的私人化、个人化、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多少领导人败在“说之虽不以道，说也”这八个字上？
失言失人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这是《论语》中最像后世的《菜根谭》式的警句的一句话，简洁，对称，容易理解又耐琢磨。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认为，高投入人力资源政策中，雇主和员工都一致认为信息分享是高投入组织最重要的特征。强调的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分享公司管理大政的信息的权利。如果管理者认为员工无权了解公司管理大政的信息，让员工了解这些信息是“失言”，管理者便是“失人”，员工也会认为向这样的管理者“进言”是“失言”。正式渠道不畅通的结果是组织内各种非正式的信息渠道大行其道。这些非正式的信息渠道对事实的夸张和歪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与这些小道消息密切联系的各种非正式的利益集团、小圈子、小集团的形成，像寄生藤一样开始缠绕在公司的正式组织框架上，把养分一点点地吸走，直到大树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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