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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顶商人搅乱中国房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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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性告诉我们，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对市场主体是不应该进行种种不同脸谱化划分的。然而，在现实的语境下，今天的房地产商形象，却俨然与“自私”、“丑陋”、“贪婪”、“无良”这样的语词捆绑在一起。这究竟是为什么？
现在，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为我们提供了求解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通过对上海地产商探查，记者发现，他们其中有60%是披着市场化外衣的红顶商人，他们的身份在政府官员与地产商人之间模糊摇摆，他们的企业与国资有着深厚的渊源。原来，是深厚的政府背景和丰富的政府资源，让房地产商呼风唤雨，岿然坚挺。(《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1日)
当房地产市场成为权力驰骋的牧场，在强大的利益诱因下，市场主体又怎么可能不会步入权力寻租的泥沼？毕竟，纯粹的市场不应有奸商，房地产商的脸谱之所以被异化，根源就在于其寻租者的属性。
这其实是红顶商人的共性。不论是旧时代的胡雪岩与乔致庸，还是近年来那些“左手握右手，国有变私有”的新红顶商人，特别是存在于煤矿产业中的“官商勾结”的现象，都为我们展示了红顶商人是如何于“灰色地带”长袖善舞，凭借权力寻租大发不义之财的。
上海地产商60%是披着市场化的红顶商人，这应该是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缩影。报道称，上海地产界的红顶商人，利用其特殊身份，轻易地控制房地产市场产业链前端———拿地环节。他们只花费低廉成本，就占据寸土寸金的地块。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他们“市场化外衣”下，是一双双强大的权力之手，在任意地调拨着市场资源，无端地干预着市场的公平竞争，恣肆狂傲地哄抬房价，大量制造着无奈的望房兴叹者与不堪重负的“房奴”。
为什么一次次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地？“地产商60%是披着市场化外衣的红顶商人”应该是答案之一。针对房地产市场频繁的行政调控，之所以看似重拳，最终却一次次如同打在棉花上，软而无力。原因之一，就在于从宏观调控的政策制定到发布，调控措施由宏观到微观的推进落实，都绕不过红顶商人的权力之手。于是，经过一道道中间环节后，那些调控措施已经扭曲变形，让房地产市场偏离健康公平的市场轨道，越行越远，蜕变成“不道德的经济”，催生着大量无良地产商。
日前，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痛斥房产商数宗罪，他认为，目前的房地产发展商存在“与人民为敌”、“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罪状，将“最终自绝于人民”。尽管也有诸如潘石屹这样的房地产大佬对此进行辩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怎样辩解，都掩盖不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无序与失范，都不能为房地产商赢得良好道德形象。这一切，从“地产商60%是披着市场化外衣的红顶商人”这一点上，就可以获得最大佐证。
恰恰又正因为“地产商60%是披着市场化外衣的红顶商人”这样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房地产商“最终自绝于人民”的明晰昭示。这样的推断，不仅来自既往的红顶商人走向消亡的宿命，其更大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主体不能兼有“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房地商依托红顶商人的身份干预市场，本身极大地背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而种种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最终也只能让这些房地产商因为对法律边界的逾越，把自己送进深牢大狱。
也就是说，对房地产商来说，他们的红顶，并不是他们永远的通行证与护身符，从本质上讲，反而是他们的桎梏。极度自利失德失范的房地产商，最终钻进的是自己编织的死亡之网。而当前，政府部门应该做的，就是加紧通过对相关制度设计的调整与完善，来解决诸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税收与信贷政策中还存在的深层次病症，来达到加大这张网的紧缩力度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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