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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首现韩愈手迹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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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考证，石壁上“昌黎经此”四个字确为韩愈手迹。
韩愈的手迹旁边，刻着其他文人的题字。
可以看到“李吉甫”字样，李吉甫在唐宪宗时任宰相，为我国古代著名地理学家。
湖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赴郴州永兴县侍郎坦，对韩愈手迹石刻进行实地研究。专家们认定，石壁上“昌黎经此”四个字确为韩愈手迹；另外还发现了从南北朝至清朝大量文人、官员的题刻。省文物局副局长何强认为，侍郎坦摩岩石刻的再发现与新认识有三个重大意义——首次在我省发现唐朝大文豪韩愈的手迹石刻，首次在我省发现唐朝著名宰相、中国古代著名地理学家李吉甫的题记石刻，首次在我省发现南北朝时期的摩岩石刻。
侍郎坦摩岩石刻虽早已为人所知，但地处偏僻，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日，永兴县将其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引起了省文物局的极大关注。据悉，这一遗迹有望明年公布为省保单位，省文物局还计划为其申报国保单位。
侍郎坦处古代交通要道
从永兴县城沿水路出发，沿着便江逆流而上20公里到侍郎坦。便江是耒水上游，两岸苍松翠竹，岩壁耸立，风景优美。“坦”在古汉语的意思是“水边露出的一块小空地”，侍郎坦是一块向内凹进、依山傍水的红砂岩天然石壁，四处无路，只有泊船才能登陆。
据史载，侍郎坦所在的便江水道在古代是湘南交通要道之一。因为湘南一带山路崎岖，车马不便，便江就成为自长江沿湘江经耒水南下郴州至岭南的一条水上要道。唐朝的张九龄、刘禹锡，宋朝的岳飞、秦观等都曾舟行过便江。韩愈两次谪贬南迁，都是走这条水道。
侍郎坦岩壁上最早的题刻可以追溯到南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535年），由于年代久远，岩面风化，所以多数字迹模糊不清，但尚可辨认出“将军桂阳”、“中大通七年”等字样。估计为当时桂阳郡的官员所题，另有一幅佛像，但大部分为清朝的一方题刻覆盖。在此之前，我省发现的最早的摩岩石刻是唐朝的。
题字确为韩愈真迹
题刻中最醒目的是一阴一阳两幅“昌黎经此”的大字。803年，关中地区大旱，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疏极言宫中弊端，触怒德宗，被贬为广东阳山令。805年，顺宗继位，大赦天下。但大赦不等于新的任命，韩愈在等待朝廷任命期间，在便江一带游山玩水。这一经历在史书和韩愈的诗文中均有记载。
专家推测，正是当时，韩愈在侍郎坦题下了“昌黎经此”。旁边一幅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的刻字：“……粉书昌黎经此四字，体势森严，风骨遒劲，历千百年未损……受命工镌如此。”据此可以得知，原迹是用比较耐久的矿物颜料白垩书写在石壁上，并未刻出，清朝时，后人将其阴刻，又有人模仿其字阳刻了一幅，以纪念韩愈两次被贬。
韩愈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未留下一幅传世墨宝，题刻在全国只有四处。专家将“昌黎经此”与韩愈广东阳山留下的题字“鸢飞鱼跃”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书法风格、气势基本相同。几点理由综合起来，基本可以断定题字确为韩愈真迹。
各朝文人墨宝汇聚于此
韩愈在此题字后，各朝文人纷至沓来。昨日，专家发现，仅唐朝就有宰相李吉甫、太常博士宋拀、监察御史杨景复、陕州参军杨必复、睦州刺史韩泰等名人。
题字均介绍了本人的官职、随行人员、来此的年月等，且称呼姓名时均直呼其名，根据古人习惯，除非本人自称，否则别人一般不能直呼其名，而要避讳。据史载，李吉甫等人也确曾游经郴州，时间与题写的年份正好吻合。据此推断，这些题字应为真迹，但并不是本人亲笔所写，而是随行人员刻上去的。唐朝后，由于战乱，此地渐渐被人忘却，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才又有人来此寻踪访古。全部题刻一共有14方。
五个夹在众多镌刻中的、毫不起眼的题字让在场的专家为之一惊：“河东柳从过”，但没写年份。唐朝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号“柳河东”，唐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永州司马，有可能经过此地。这一题字的真伪还有待于考证，专家表示，如若是真迹，那么这一处小小的石壁上，就集中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位和李吉甫等诸多唐朝名人，足以成为我省湘南地区重要的古代文化积淀地之一。
从题字上可以了解到唐朝许多有趣的事情。
唐朝官员上任时喜欢拖拉，一路游山玩水，朝廷曾下文批评这一行为。韩泰的题字就写道“……长庆元年刺史授郴州，四年六月转睦州，八月九日如流之任……”。何强笑道，韩泰六月就接到任命，八月才出发，还顺道来此游玩，唐朝官员上任拖拉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题字中，凡重要官员，如李吉甫、韩泰等人，都有当地的乡贡进士随行。这一风气也有缘由：唐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乡贡进士要赴京城参加省试，考中后才能做官。但仅凭真才实学要想高中，实在是难上加难，如果有高官帮助推荐，录取就容易得多。因此，各地乡贡进士无不找机会接近高官，陪同游玩自然成为最好的方式。
湖南首现韩愈手迹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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