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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必看的中国将军讲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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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问题。
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党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学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泽东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6月4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要喜欢讲真话的人，要敢用讲真话的人。但常常的情形是：“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当年我们批判林彪时，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原因是当时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林彪后来成了罪人，但这件事他不错，不仅不错，还有益呢。一个下面的干部，用这种形式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一种到今天都应该提倡的精神。由于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千古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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